贿赂犯罪治理策略的定量研究

定量研究显示，配刑与宽宥对称设置的惩治模式以及不对称程度较低的惩治模式，均无法有效压制受贿冲动，难以取得对贿赂犯罪的良好抑制效果；容忍、放任贿赂的组织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受贿、行贿倾向的共同促成因素，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与限制是受贿倾向的特别促成因素；以行贿是受贿的“源头”为由，要求加重处罚行贿或者要求行贿与受贿“同罪同罚”的主张，与经验事实不符；不对称重罚受贿并且附条件大幅度宽宥行贿的设计，对贿赂犯罪具有最佳抑制效果。在坚持“受贿行贿一起查”但不同等处理二者的同时，应积极展开“特别污点证人豁免”制度、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尝试与探索，以此疏通涉企业贿赂犯罪打击与治理、治标与治本的中间管道。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限制，改善营商环境，是治理贿赂犯罪最关键、最艰巨、最具决定意义的系统工程。...